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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自主—人同此身，无贵无贱，若不违法，谁其敢犯。

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这两代人权中更注重后者，其原由和苦衷发达国家有时难以理解。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黄山书社，2008。要求实现普遍的即属于一切人的自由、平等、独立，是人权的基本内涵。从梁启超及其同侪提倡与立宪君主制并行不悖的人权（民权），鼓吹欲兴民权（人权）、宜先兴绅权，到辛亥革命前后绅权的扩张，可以看做中国人权观念和实践的第一种形态。梁启超对人权也有大量直接的表述，如他在1896年就介绍并解释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绅的面目确实有些模糊，他们一般拥有较多地产，耕读传家，通过接受儒学正统教育并考取功名而成为学以居位者（《汉书•食货志》：学以居位曰士）。

因此，在人权问题上应当加强国际交流而不是对抗。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产生于近代西方的人权观念在进入中国后，其消化吸收、发展演变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或三种形态，即从鼓吹兴民权实则兴绅权，到要求普遍的个人自由个人解放、再到争取民族自主权和劳动者群体的社会政治权利。巴拉克因此也收获了无数的标签，诸如司法寡头、司法专政、开明专制、外交法官[69]。

Ori Aronson, Between Diffuse and Concentrated Judicial Review: An Israeli Hybrid and its Alternatives, Bar Ilan University Public Law Working Paper (2011).[61] Mauro Zamboni, Law and Politics: A Dilemma for Contemporary Legal Theory, Springer Verlag (2008), p. 134.[62] Eli M Salzberger, Judicial Activism in Israel, in Brice Dickson (ed.), Judicial Activism in Common Law Supreme Cour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63] Joshua Segev,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Israeli Supreme Court and the Question of Legitimacy, 20 Temple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101 (2006); Ran Hirschl, Towards Jursitocracy: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Constitution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64] 这一点也是类似加拿大最高法院的组成。（2）符合以色列作为犹太民主国家的价值。最终人们就只能信任法官了。再者，判例法中所承认的人权目录仍然非常有限，并没有包括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权利，最高法院也没有根据现有基本法的规定为其提供有效的保护机制。

这二者都是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留下的遗产。不像以前，现在以色列最高法院会明确而且详细地讨论法律和政策的一般问题，即便与当前案件的具体问题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而法律所追求的目的，不外乎在确保共同体社会生活的同时，保障人权、平等与正义。以色列的司法系统由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组成，就普通法院而言，共有最高法院、地方法院、治安法院三级，除此之外还有军事法院、劳动法院、家事法院和宗教法院等专门法院。这些刚性条款分为程序和实体两种类型：就程序性的刚性条款而言，相关规定不可通过简单多数加以修改或撤销，而必须得到议会全体议员的过半数同意，即至少120位议员中有61位同意。这样才有了1992年的两部人权法。

1958年第三届议会通过了第一部《议会基本法》，到目前为止共有11部基本法。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就是寻找法律的目的，而法律的目的是由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人权决定的。巴拉克所理解的民主则是形式和实质的统一。[26]就立法机关的反应来看，在所有这些情形下，议会或者保持沉默，或者是积极接受了最高法院的裁定。

两名议员，通常是反对党和执政联盟的议员各一位。[66] Ed Whelan, Kagan Testimony Review—Aharon Barak, National Review Online (July 2, 2010). 这一评价在卡根本人提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听证过程中遭到了严厉质问。

限制法院院长终身制，最高法院和地区法院的院长的任职不能超过七年，不得连任，而且在被选为院长时必须至少有三年在职的时间。战争结束后，全家人在中欧度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时光，1947年移居巴勒斯坦地区。

这一思路也是理解当前以色列司法制度改革和未来走向的关键所在。Gidon Sapir, The Israeli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How did it happen? note 24, Bar Ilan Univ. Pub Law Working Paper No. 08-02.[11] 关于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推动者，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议会推动的，另外一种则认为是最高法院推动的，巴拉克就持前一观点。以1992年两部基本法为例，《人的尊严与自由基本法》只有32票赞成，21票反对（以色列议会共有120名议员）。其次，与普通立法相比，基本法的通过和修改程序总得来说也没有特殊的要求，只需要出席会议者过半数通过即可。在雷斯勒案之后，最高法院就向所有公众诉讼开启了司法审查的大门，受理案件的数量也急剧增加。伯格曼案意味着以色列开始偏离威斯敏斯特模式（议会主权），[16]司法机关开始直接监督立法机关的行为，标志着以色列进入了一个新的宪法时代。

在担任大法官之前，他主要致力于私法领域的研究。[3]理查德.波斯纳调侃说，如果有诺贝尔法学奖，他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候选人。

巴拉克认为，没有法院，就没有法律。诉讼资格表明的是当事人是否可以作为适格的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

以色列最高法院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社会的变化，弥合法律与社会的差距，并且保卫宪法与民主，但最高法院毕竟只能是第二位的政治论坛，而不能完全依靠其指引政治的发展。第三是自辩书，法官在进行审判的时候也是在接受审判，该书也是巴拉克在面临批评、质疑时扪心自问自己是否一个好法官所交出的答辩状。

这就等于说以色列的法院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继任者，这保证了以色列的法官基本上是同质化的、思想意识比较接近的一个群体，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尤其如此。[63]再次，政治团体争相控制最高法院法官的选任过程，或者通过法律限制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高峰时期还出现了一场所谓反宪法的革命。然而，在欣赏最高法院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的同时，也需要谨记波斯纳的告诫：法律思考不容易跨出国界。司法机关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就是要弥合法律与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之间的差距，并且保卫宪法和民主，保卫人权。

以色列政府在建国初期就提出，法官的工资问题应该由议会决定，法官不是政府下属的公务员，其工资不应当由政府决定。以色列最高法院在审理涉及政府和议会的案件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法律原则。

删除了国内的迁徙自由、删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明确规定。同时根据经验评估的结果，法院也是最适合决定具体立法规定是否违反基本法的机构。

众所周知，法律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政治力量追求实现自身利益和目的的工具之一，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官都很难权威地、不带任何情感地讨论相关的概念。其次，实体层面关系到的是司法机关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否定借助多数主义程序通过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做出实体性的政策选择。

根据米兹拉希案的判决，以色列基本法的宪法地位不再取决于刚性条款的存在，也不论通过基本法的多数到底是多少，因此也进一步否定了议会至上的观念，标志着以色列成为了一个立宪民主国家。遴选委员会有九名成员：两名内阁部长，其中并有司法部长并担任委员会的主席。高峰期是2008年前司法部长弗里德曼（Daniel Friedman）发动的反宪法革命。[32]1992年两部基本法因为将消极自由的保护提升到了基本法的地位，相形之下削弱了对积极自由的保护。

而以色列最高法院设法打破了这些方面的限制。而遴选委员会的决定必须得到九位成员中的七人支持。

该模式仿照的是加拿大1982年《权利与自由宪章》，通称为基本法的限制条款。卡特说他愿意为巴拉克在美国最高法院提供一个职位。

[73] Aharon Barak, Judicial Discretion, translated by Yadin Kaufma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Aharon Barak, Purposive Interpretation in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该书是巴拉克六卷本希伯来文法律解释理论的最后一卷。反对党利用司法审查继续申张在政治过程中没有实现的主张。